古代农民起义为何从秦朝开始，春秋战国之前为何没有农民起义？
农民起义，是古代封建制王朝之中一个绕不开的话题。诚然，古代的农民起义大多都只能开个头，也就是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”之中的星星之火。比如陈胜吴广起义，又比如太平天国起义。
他们大多都无法取得最终的胜利，但是只并不妨碍他们的引导性作用。
但是有心之人有没有发现，农民起义只有在封建制王朝中出现过，也就在秦朝成立之前出现过，在秦朝以前，也就是春秋战国时期，却没有什么记载。
这究竟是为什么呢？
思想的觉醒，是重要的原因
提到农民起义，那么就必然会提到陈胜吴广起义。毕竟，这算是古代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。
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陈胜喊出的宣言：王侯将相宁有种乎？
这句话，我就算是现在听到也是热血沸腾。
都说投胎是个技术活，如果说现在的人还能通过努力来提升自己后代的地位，那么在当时这就是个奢望。
事实上，不止是在春秋战国，在科举制出现之前，基本上都是如此。无论是汉朝的孝廉制还是曹魏的九品中正制，说到底都只是达官显贵用来控制朝堂的一种手段罢了。只不过，这个现象在春秋战国时期尤为严重罢了。
以战国为例。吴起在进入楚国变法，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，楚国封君太众。
什么叫封君？封君就是贵族。在当时，贵族和你是否努力无关，只和你的出身有关，只有少数平民能够通过君主赏识获得封赏，但是太少。这也是秦国能够崛起的原因，因为秦国的军功爵制，不分平民和贵族，只要获得战功就能获得封赏和爵位。
在春秋战国时代，姓氏是贵族的专利，平民甚至没有资格有姓氏，只能有名字。说到底，还是因为他们存在感太低。
这种情况在秦始皇建立秦朝以后才得到缓解。因为秦灭六国以后，设郡县制，且大量的六国贵族沦为平民，这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平民和贵族之间的界限。
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才能支撑陈胜说出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”这种话。
春秋战国时期农民起义没有产生的基础
春秋战国时期，是一个诸侯混战的时期，一个群雄割据的时期。这也就意味着，战争的频率十分快。
战争频率很快，就意味着各国诸侯对于士兵十分的重视。
以战国时期为例。战国时期，魏国的魏武卒，秦国的秦锐士，齐国的齐技击都是各国的精锐部队，他们的待遇也是十分之好。
上面已经说过了，春秋战国时期的等级分明十分鲜明，这也就意味着底层平民想要获得大量封赏，就只能去当兵。因为春秋战国这种混乱的背景，就意味着各国诸侯不可能不对士兵不重视。
大量的平民去当兵，而战国时期频繁的战争又会造成数量相当之大的伤亡，农民就算想起义，也没有响应的基础。
而秦朝建立以后就不同了。
秦朝建立以后，秦朝就没有地方发动战争了。都说战争是积累财富最好的手段，秦国失去了六国这样的敌人，也失去了掠夺财富的机会。
平民失去了获得封赏的机会，就只能在国内从事生产，数量之大，令人咋舌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 一旦当朝皇帝无法满足他们日常所需，就会出现农民起义。
民智。
公元前209年秋，大泽乡。
陈胜、吴广等站在土台上，大喝：王侯将相，宁有种乎？应验了秦始皇时的谶言：始皇死而地分。
公元前1600年到公元前209年，是商朝、周朝时期，如果再往前计算到夏王朝，则中国的奴隶制生产方式一直延续了1800年。这段期间，社会上的主要劳动力由奴隶构成，所谓的“农民”是自由民，地位高于奴隶，很多时候被称为“国人”，是可以当兵打仗的，因此统治阶级一般也不会太亏待“国人”，到了公元前841年的周厉王时，国人因为不满意国王暴政，还发生了国人暴动，赶走了周厉王，这是中国历史有功准确的纪年开始，史称“共和执政”。
那么，这次见之于史书的“国人暴动”，算不算一次农民起义？
在周王朝，实行的井田制度，是一种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度，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。周王把土地分给诸侯，但不准转让，也不能自由买卖。周天子和诸侯等贵族所掌握的田地，称“公田”、“大田”、“籍田”等。公田全是土地肥沃，经过精心治理，成为路渠纵横交错、疆界整齐方正的井田。公田主要集中在都邑的周围，特别是王都和诸侯都城的近郊。周王朝像这些诸侯们征收税赋——“周人百亩而彻，其实皆什一也”，10%的土地产出。
这些土地上劳作的都是奴隶，奴隶们在忙完了田地里的工作后，还要给奴隶主从事织布、围猎、酿酒等众多苦力差事。他们的子女也是奴隶，如此无有穷己。
奴隶社会的这种现象在古罗马共和时期也存在，那里爆发了一次奴隶起义——斯巴达克斯起义，起义坚持了十多年，最后失败，斯巴达克斯也战死了。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，当时的古罗马还不具备废除奴隶制的先决条件，而奴隶本身也没有提出这一任务。
现在回到周王朝的从事生产作业的奴隶来，也面临同样的问题。社会秩序在他们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，在他们老去的时候也还是这样，没有人觉得不对，也没有人觉得需要改变什么。奴隶主即使天生痴傻，奴隶们即使天纵神武，一样都需要服从这样的社会秩序。
没有思想启蒙，一切都在沿着既有的历史轨迹在前进。
直到生产力的发展渐渐超出了奴隶社会土地制度设计的初衷时，奴隶主阶级逐渐过渡到封建主阶级，以井田制的衰落为标志，各个奴隶主开垦了新的土地，不在”王田“范围之内，他们也不缴纳税收。
时间久了，中央力量弱了，而地方实力强了。鲁国率先不满意这种状态，对那些新开垦的土地征收一样征收税收，但这些并不属于”王田“，因此这也就承认了奴隶主对这些土地的所有权。
土地所有权的改变，催生了一个新的阶级，封建主阶级。
封建主阶级的出现，催生了另一个阶级的出现，农民。
所以有历史学者经常在这里纠结，中国历史时期的划分应该是以鲁国开始承认土地私有权为标志，以封建主、农民阶级的生产关系的出现为表现特征，在春秋晚期，公元前500年前后进入到封建社会。
这是从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条件来划分，而从政治组织形式的角度来说，西周初年的封土建国，已经具备了封建制的特点。
所以，在整个奴隶社会时期，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”农民“，自然也就不存在”农民起义“。如果有人觉得这是在玩文字游戏，也可以这么理解：中国的奴隶社会发展的过程中，社会生产发展的条件不具备废除奴隶制的条件，而奴隶们本身也不能提出、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秩序。因此，连大规模的奴隶暴动都罕见于史书。一次比较有名的，是武王伐纣时的“牧野倒戈”事件，直接摧毁了商王朝，但这个与起义实在扯不上关系。
战国晚期，中原土地已经基本被开发，各个国家都已经完成了奴隶制的生产方式向封建制的转变，农民作为一个新生的阶级，占据了这个社会的多数人群。
从奴隶到农民，这一身份的转变，让很多人都意识到身份并非是一成不变，尤其是战国时期的攻伐战争，礼崩乐坏，强权即真理，让社会经受了一次革命的思想启蒙。
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的前提下，陈胜、吴广提出了振奋人心的口号：王侯将相，宁有种乎？
中国之所以没有进入到欧洲中世纪的精神桎梏里，与这句犹如惊雷一般的口号有很大关系。它击碎了传统的传承秩序，播下了革命的种子，让中国人在忍无可忍的时候，翻开史书，看到这里时，犹如猛然间惊醒一般，懂得了反抗的意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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